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到迷惑，不知该如何称呼。好在早有那机灵又多见闻的家仆上前向自家女主人小声指明，裴凤如才松了一口气，旋即又露出了一脸的崇敬和肃穆，轻移莲步，对这队僧人合十一礼，恭声道：“不知大师在此，打扰了大师清修，真是我等的罪过！”
裴凤如不识得这些僧人，这几名僧人同样也不认得这位凉王后，但作为一名靠着当权者支持才建立起来的大佛寺僧人，只会念经显然是不合格的，只有知人情懂事故才可以在地方立足，才可以广收信众而不被官府刁难。显然，这几名僧人都是宗教界的合格僧人，虽然以前并没见过这位执礼甚恭的年轻夫人的面，但是显然早就已经做了一番调查，对这几位的身份显然早已了如指掌，除了最后的那名老僧依旧不动如山外，前面的那三位僧人当下就双手合十还了一礼，为首的那年轻僧人开口说道：“女檀越有礼了！”
见多了各种场面，裴凤如并没有一些信众见到和尚就手足无措的慌乱，而且严格的来说她还算不上是佛的信徒，只能算是一个对佛有些敬畏又有些好奇的少女，毕竟，虽然她已经有了一个儿子，但她的年龄还不到二十，还是个有些纯真的少女。
三人都还礼，只有那老僧不语不动，他的身份也就呼之欲出了，只有寺中身份最尊贵的竺法和才可以这么安之若素了。毕竟是方外高人，大师嘛，如果随便见到一个人都要跟他还礼，那与那些凡夫俗子还有什么区别，大师当然要有一个符合大师身份的风度。面对这
些高高在上执掌生杀大权的王侯家眷可不是人人都可以安之若素的，光凭这份镇定的气度，就决定了这大师也不是随便一个什么人都可以当的。
王权和教权从诞生之初就纠缠在一起，时而冲突时而媾和，尤其是在乱世，宗教总是动乱的主力。所以在封建时代的君主对宗教总是有爱又怕，既希望靠宗教来安抚民众，稳固统治，又担心宗教信徒造反作乱。君不见，就连搞出了“9?11”的拉登大叔也是个狂热的穆斯林，以伊斯兰战士自诩，收拢了一大批虔诚的穆斯林，其中固然有-一些政治和经济上的一些原因，但也可见宗教的力量之强大。更何况在中国的封建时代，封建迷信气息浓厚，愚夫愚妇层出不穷，宗教的力量更是强大，所以在中国的历史上佛教的地位才会大起大落，既有舍身为寺奴的梁武帝，也有“三武一宗”的灭佛之举。
除了这个深层次的问题外,佛教与中原的传统儒家礼教也是大相径庭,传统的家国天下格局,佛教却劝人出家,且剃发吃斋,与儒家的孝道和礼制可谓南辕北辙,再加上佛教是外来宗教,被称作戎神,在佛教初起之时更是有着不小的纷争。像沙门是否应礼敬王侯的问题由来已久，在晋咸康六年，执掌朝政的庾冰就是个信奉王权的强硬派，他在《代晋成帝沙门不应尽敬诏》中说：“因父子之敬，建君臣之序。……名教有由来，百代所不废。”在《重代晋成帝沙门不应尽敬诏》中又重申：“礼重矣，敬大矣，为治之纲尽于此矣。……王教不得不一,二之则乱。”意思是说，君臣父子的纲常名教，是治国的大纲，封建礼制由来久远，历百代而不废，今若尊卑不分，君臣失序，王教不一，国家必将大乱。庾冰抨击佛教是“矫形骸，违常务，易礼典，弃名教”，是“方外之事”为“方内之体”，是“殊俗参治，怪诞杂化”。他认为自居于世外的佛教僧侣易弃世俗礼教，以佛教习俗影响世俗政治是绝不可取的，也是不能容许的。
而当时的尚书令何充、诸葛恢等大臣则对庾冰的主张持有异议。他们同样写了《沙门不应尽敬表》和《重奏沙门不应尽敬表》，充分肯定佛教有益教化的正面作用：“寻其遗文，钻其要旨，五戒之禁，实助王化。”刨去官场倾轧党争的一些因素，这两派都是站在专制国家整体利益的立场，以纲常名教为参照系，来衡量佛教及其礼仪对整个专制统治的得失利弊。双方都没有错，只是都只看到了宗教的一面，所以在经过了礼官和博士的反复辩论后，双方大喷口水，结果谁也说服不了谁，这场政教纷争遂不了了之。
这种太过沉重和敏感的话题自然不是现在的这些人所能想到的，裴凤如对竺法和的这种有些无礼的举动并不在意，反而觉得理所当然，似乎他就应该这样做。前面的三位僧人很自觉地闪在一旁，让最后面的竺法和来应对这群尊贵的客人。
到迷惑，不知该如何称呼。好在早有那机灵又多见闻的家仆上前向自家女主人小声指明，裴凤如才松了一口气，旋即又露出了一脸的崇敬和肃穆，轻移莲步，对这队僧人合十一礼，恭声道：“不知大师在此，打扰了大师清修，真是我等的罪过！”
裴凤如不识得这些僧人，这几名僧人同样也不认得这位凉王后，但作为一名靠着当权者支持才建立起来的大佛寺僧人，只会念经显然是不合格的，只有知人情懂事故才可以在地方立足，才可以广收信众而不被官府刁难。显然，这几名僧人都是宗教界的合格僧人，虽然以前并没见过这位执礼甚恭的年轻夫人的面，但是显然早就已经做了一番调查，对这几位的身份显然早已了如指掌，除了最后的那名老僧依旧不动如山外，前面的那三位僧人当下就双手合十还了一礼，为首的那年轻僧人开口说道：“女檀越有礼了！”
见多了各种场面，裴凤如并没有一些信众见到和尚就手足无措的慌乱，而且严格的来说她还算不上是佛的信徒，只能算是一个对佛有些敬畏又有些好奇的少女，毕竟，虽然她已经有了一个儿子，但她的年龄还不到二十，还是个有些纯真的少女。
三人都还礼，只有那老僧不语不动，他的身份也就呼之欲出了，只有寺中身份最尊贵的竺法和才可以这么安之若素了。毕竟是方外高人，大师嘛，如果随便见到一个人都要跟他还礼，那与那些凡夫俗子还有什么区别，大师当然要有一个符合大师身份的风度。面对这
些高高在上执掌生杀大权的王侯家眷可不是人人都可以安之若素的，光凭这份镇定的气度，就决定了这大师也不是随便一个什么人都可以当的。
王权和教权从诞生之初就纠缠在一起，时而冲突时而媾和，尤其是在乱世，宗教总是动乱的主力。所以在封建时代的君主对宗教总是有爱又怕，既希望靠宗教来安抚民众，稳固统治，又担心宗教信徒造反作乱。君不见，就连搞出了“9?11”的拉登大叔也是个狂热的穆斯林，以伊斯兰战士自诩，收拢了一大批虔诚的穆斯林，其中固然有-一些政治和经济上的一些原因，但也可见宗教的力量之强大。更何况在中国的封建时代，封建迷信气息浓厚，愚夫愚妇层出不穷，宗教的力量更是强大，所以在中国的历史上佛教的地位才会大起大落，既有舍身为寺奴的梁武帝，也有“三武一宗”的灭佛之举。
除了这个深层次的问题外,佛教与中原的传统儒家礼教也是大相径庭,传统的家国天下格局,佛教却劝人出家,且剃发吃斋,与儒家的孝道和礼制可谓南辕北辙,再加上佛教是外来宗教,被称作戎神,在佛教初起之时更是有着不小的纷争。像沙门是否应礼敬王侯的问题由来已久，在晋咸康六年，执掌朝政的庾冰就是个信奉王权的强硬派，他在《代晋成帝沙门不应尽敬诏》中说：“因父子之敬，建君臣之序。……名教有由来，百代所不废。”在《重代晋成帝沙门不应尽敬诏》中又重申：“礼重矣，敬大矣，为治之纲尽于此矣。……王教不得不一,二之则乱。”意思是说，君臣父子的纲常名教，是治国的大纲，封建礼制由来久远，历百代而不废，今若尊卑不分，君臣失序，王教不一，国家必将大乱。庾冰抨击佛教是“矫形骸，违常务，易礼典，弃名教”，是“方外之事”为“方内之体”，是“殊俗参治，怪诞杂化”。他认为自居于世外的佛教僧侣易弃世俗礼教，以佛教习俗影响世俗政治是绝不可取的，也是不能容许的。
而当时的尚书令何充、诸葛恢等大臣则对庾冰的主张持有异议。他们同样写了《沙门不应尽敬表》和《重奏沙门不应尽敬表》，充分肯定佛教有益教化的正面作用：“寻其遗文，钻其要旨，五戒之禁，实助王化。”刨去官场倾轧党争的一些因素，这两派都是站在专制国家整体利益的立场，以纲常名教为参照系，来衡量佛教及其礼仪对整个专制统治的得失利弊。双方都没有错，只是都只看到了宗教的一面，所以在经过了礼官和博士的反复辩论后，双方大喷口水，结果谁也说服不了谁，这场政教纷争遂不了了之。
这种太过沉重和敏感的话题自然不是现在的这些人所能想到的，裴凤如对竺法和的这种有些无礼的举动并不在意，反而觉得理所当然，似乎他就应该这样做。前面的三位僧人很自觉地闪在一旁，让最后面的竺法和来应对这群尊贵的客人。